68年前，一位逃难到德清的小伙子在战火纷飞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在随后的岁月里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；68年后的今天，他又凭着一颗慈爱的心帮助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群众。他叫张雨生，过了2008年春节就年满90岁了。

　　逃难路上投身革命
　　我是地地道道的湖州人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日本鬼子侵略中国，老百姓纷纷背井离乡，逃难避祸。我也跟着乡亲往山里逃亡。那年我才19岁。
　　1938年春天，我们逃到德清境内。连续几个月的逃亡，让所有的人都精疲力竭，我们多么渴望能有一处安稳的地方可以睡个安生觉。
　　记得当时我们逃到一个山区，走着走着忽然听到“隆隆”的汽车声，是鬼子来了！大家吓得一动都不敢动，纷纷趴在地上。我看见一批批日军坐着卡车朝山里开过来。乡亲们陆续躲进了山洞。后来日军在半山腰筑起了一道封锁线，我们下不了山，一连好几天都没有粮食，饿得不得了。就在这时，当地一位老汉偷偷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给我们捎来了一小袋红薯。我记得当时他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万一出了什么事也没关系，但年轻人必须要好好地活下去。”他的话至今我仍然记得。这袋红薯他自己一个都没有吃，全部让给了村里的妇女和孩子们。
　　后来，我得知他被鬼子杀害了，我的心里非常难过。但他的话我一直记在心头，把困难留给自己，将希望让给他人。这也成了我一生中为人处事的原则，或许就是在老汉的感染下，我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1940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组织土枪队和敌人展开斗争
　　参加革命之后，我主要从事地下斗争工作，我所在的这个区被称为武德县绿色区委。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，我开了一间刻字铺作为掩护，实际上这里是情报的中转站。
　　记得有一次我们得到一张关于敌人在县城内兵力部署的草图，而我的任务就是尽快将这张草图交给我的上级。以前他都会定时到我的刻字铺来取走情报，然而那次因为封锁严密，他进不了城，只能由我负责将草图送出城去。
　　为了能将情报送出去，我想尽了各种办法。一天下午，我一边刻着印章一边思考着对策，由于用力过度，不小心将刻刀的笔杆弄断了，“嘿，这不就是个很好的办法吗？”我将情报藏在笔杆内然后套上刀头，插在口袋里大模大样地走出城，将情报顺利传递出去。
　　1942年，日军越来越疯狂了，为了保存力量，武德县绿色区委很多地下工作者被陆续转移了出去，而我作为主要联络人留了下来。当年下半年，上级对我下达了命令，要求迅速组建抵抗力量，和日本鬼子进行斗争。
　　组建抵抗力量武器是最大的问题，鬼子的哨卡查得特别严，别说是枪炮，就连菜刀都是被严格控制。幸运的是，德清一带因为地处山区，很多人家以打猎为生，能够自己制造土枪。组建土枪队的想法在我心中油然而生。
　　于是，我联系了很多家铁匠铺，秘密生产枪管和铅丸。与此同时，我也秘密招募了100多名志愿者。
　　3个月后，土枪队组建起来，我们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，和敌人展开了游击战，打得鬼子闻风丧胆。
　　那段期间，我先后两次被捕，在狱中，敌人对我进行了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，但我始终没有屈服。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，我不断想起那位冒着生命危险为乡亲捎回红薯的老汉，在他的精神鼓励下，一次次坚定了我对党对革命的信心。
　　
　　脱下戎装“红心”依旧鲜亮
　　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老百姓再也不用饱受战乱之苦。我也因此脱下戎装，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。于是我来到了桐乡。
　　那会儿的老师可不像现在分工那样细致，一个人不但身兼数职而且还要教好几个年级。在学校里我既是老师又是勤杂工又是学生的“保姆”。在那个年代，生活物资相当匮乏，大冬天里，很多孩子只能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衣，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。当时，国家为了保证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，会给教师一些少量的配给。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，我心里难受极了。我决定将这些少量的食物节省下来，分给我的学生们。
　　后来，我换了不少工作，当过工人，下过农村，不过一直没有离开桐乡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没有忘记那位老汉，一直用他的精神鼓励自己。
　　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让很多百姓的生活再次陷入了困境。我由于子女不多，家里的生活还算过得去。我常常和孩子们说，吃饭只要吃到肚子不饿就可以了，节省下来的粮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老伴对我的做法一直很赞成，她也知道我心中永远有一个“分红薯给别人的老汉”。这么多年来，尽管她的身体也不好，但她也和我一样，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去帮助别人。
　　后来我调到桐乡市国企办工作。一直干到离休。
　　也许是当过教师的经历，我特别喜欢孩子。有时候，看到电视里播的一些山区孩子因为贫困而上不起学的情景，我就感到非常揪心。
　　前些天，各地都下起了大雪，我从新闻里看到很多山区的积雪已经达到了30多厘米，甚至一些输电线都被冰雪压垮了，我这心里急得不得了，晚上一躺下来脑子里尽是这些孩子的面孔：他们冒着严寒坐在简陋的教室里……
　　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天亮，我赶忙跑到当地的希望工程办公室，想了解一下在这种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是不是有孩子需要帮助。我得到的信息是，教育部门提前做了准备工作，没有因为雪天而耽误孩子们的读书。我一颗悬着的心就此落下了。
　　其实，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远不止那些山区的孩子们，在我们身边就有非常多需要帮助的人。2007年10月份的一天，我在路上散步，忽然看到前面广场上有好多人，挤进去一看，原来是桐乡市慈善总会正在举办慈善捐助活动，捐助的对象是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庭。
　　其实对于这些家庭我非常了解，几年前我也曾经捐助过一户人家。这是一户三口之家，夫妻俩下岗了，孩子还在念中学。然而此时，妻子不幸身患重病，孩子的学费加上妻子的医疗费、生活费让这个原本捉襟见肘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丈夫没有被困境所压垮，他想开一家小杂货铺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。
　　开店的想法是不错，可是启动资金一时难以着落。在得知这一情况后，我立即给他送去了一笔救急钱。
　　站在慈善捐助活动的现场，我脑海里反复回想着这件事件，在我们的这个城市中，在我们身边有多少像这样的人需要帮助？只要大家伸出援手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。想到这儿，我立马翻出所有的口袋，凑了500元钱投进了捐助箱。将钱投进去之后我才想起，我连回家的路费都捐了。那天我走到家都快下午了，老伴和孩子们都很着急。虽然我走了这么多路，但心里特别舒坦。
　　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们那儿的下岗工人特别多，很多人一下子失去工作后陷入了困境。我非常关心这些下岗工人，总是想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工作，在生活上开导他们，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
　　我还记得一位姓陈的男子，下岗后生活非常困难，而且情绪也非常低落。当时我得知这个情况后，又是给他联系再就业培训中心，又是帮他想创业点子。后来他重新树立了信心，走上新的岗位。
　　时至今日，我的眼前还会时时浮现那一小袋红薯。现在虽然已经很少见到它了，但“红薯情”一直会伴我走完一生。